十一世紀的北宋東京開封府，雖然地處干燥的北方平原，但京城內外的水系卻十分發達：黃河就在京城北邊百里外，并有運河（汴河）直通城內；汴河、惠民河、五丈河、金水河四條運河穿城而過，人稱“四水貫都”。位于運河網中心的東京，水運交通可謂四通八達，特別是汴河，北接黃河，南連江淮，將南北水運網絡銜接起來，“凡東南方物，自此入京城，公私仰給焉”；南方之人入京，也可乘舟溯汴河而上，免受車馬之勞。

宋仁宗慶歷元年（1041），大約春夏之際，二十一歲的東南士子王安石自杭州的余杭渡口登舟，沿江南運河入淮，再溯汴河北上，于六月前抵達東京，準備參加京師的發解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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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的科舉考試分為三個層級：初級考試叫發解試，由各州郡政府主持，一般在秋季舉行，故又稱“秋闈”，凡有志于功名的讀書人均可在本州府投牒，報考發解試，考試合格者，即獲得進京參加禮部試的解額；禮部試為第二級考試，由中央政府的禮部主持，一般在春季舉行，故又稱“春闈”，春闈及第的進士可參加最后一級考試——殿試；殿試名義上由皇帝主考（實際上負責評卷、定名次的人當然是擔任考官的士大夫），故高中黃榜者號稱“天子門生”。

王安石籍貫為江南西路撫州臨川縣（今江西撫州），成年后定居于江南東路的江寧府（今江蘇南京），本來應該在撫州或江寧府發解，不過，宋政府允許久住京師的士子和品官子弟申請參加開封府或國子監的發解試，王安石的亡父王益乃是朝廷命官，他本人又久離原籍，因此，王安石可以在京城參加發解試。京師的發解指標又遠多于地方州郡，意味著在京師參加發解試，中舉的機會更多。

果然，王安石順利通過考試，取得了解額。由于明年正是大比之年，王安石取解之后，便不歸江寧，寓居于京師，準備應試明年春天舉行的禮部試。

轉眼就到了慶歷二年（1042）春天，王安石如愿通過禮部試，進入殿試。北宋神宗朝之前，殿試試題通常為詩、賦、論三題：“考《登科記》所載，建隆以來，逐科試士皆是一賦、一詩、一論，凡三題。”三月十五日，殿試開場，考試題目分別是《應天以實不以文賦》《吹律聽鳳鳴詩》《順德者昌論》。王安石在考試中脫穎而出，得第四名，狀元則是楊寘，榜眼為王珪，探花為韓絳。

若按宋人王铚《默記》的記述，王安石本為殿試第一名，第四名為楊寘。楊寘是一位才子，史書說他“少有雋才，慶歷二年舉進士京師，試國子監、禮部皆第一”，在發解試、禮部試中均得第一名。參加殿試的天下士子都相信，奪魁者，必是楊寘。楊寘也自信勝券在握。他的哥哥楊察是樞密使宴殊的女婿，按慣例，殿試放榜前，考官要把擬定的錄取名次抄送兩府（中書、樞密院），楊寘便托兄長找晏樞相問問，自己排在第幾名。晏殊悄悄告訴楊察，楊寘“已考定第四人”。楊察又叫人將消息告訴兄弟。

當時楊寘正在酒肆里與酒徒飲酒，聽說自己只是得了第四名，憤憤不平，忍不住以手擊案，嘆息說：“不知哪個衛子奪吾狀元矣！”衛子，即毛驢的別稱。

到了放榜之日，唱名之前，考官將再三考定的錄取名單與第一名的試卷進呈御前，這第一名正是王安石。但仁宗皇帝見王安石所作《應天以實不以文賦》中，有“孺子其朋”之語，心中不快，說道：“此語忌，不可魁天下。”

為什么“孺子其朋”之語會讓仁宗皇帝感到不愉快呢？得從此語的出典說起。

“孺子其朋”出自《尚書》，是周公對周成王的告誡之語，“孺子”即指成王，因為成王當時才十二歲。整句話的涵義有兩種解釋，一說意在強調“朋黨敗俗，為害尤大，恐年少所忽，故特言‘孺子’也”；一說“周公謂成王云‘孺子其朋’，是王以諸臣為朋（友）”。不管是提醒天子警惕朋黨之禍，還是勸天子以大臣為友朋，在宋代都不為犯忌。讓仁宗感到不舒服的當是“孺子”一詞，因為這是周公教訓小朋友的語氣。慶歷二年，王安石二十二歲，宋仁宗四十三歲，誰是孺子啊？難怪皇帝看了“孺子”二字會很不高興。

既然皇帝不同意將王安石列為第一名，那么按序位順延，當擢第二名為狀元，但第二名的王珪是有官人（指有官職之人參加科考），以宋朝慣例，有官人不得為狀元；于是又順延至第三名，但第三名韓絳也是有官人，只好又取來第四名楊寘的試卷，仁宗看了楊寘的名字，欣然說：“若楊寘可矣。”

就這樣，楊寘陰差陽錯地當上了狀元，王安石則名列第四。當初楊寘在酒肆里大罵狀元是一頭毛驢時，怎么也想不到這狀元郎的帽子最后又落到自己頭上來。

王安石盡管與狀元失之交臂，但他并沒有耿耿于懷，平生也從未對人“略語曾考中狀元”，記錄此事的王铚感嘆說：荊公“氣量高大，視科第為何等事耶”！

對于考中甲科第幾名、登第之后授何官，王安石確實是不怎么計較的。入仕，于他而言，只是為了獲得兼濟天下的機會，甲科第一名與第四名又有何區別？

（作者 我們都愛宋朝 來源 北京青年報客戶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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